今天為什麼重提君子——從徐兆壽《天地生君子》說起研討會會議綜述

陳錦榮

本文刊登於本報第24期C4文論探赜

2024年10月12日，“文學昆侖”之中生代作家系列活動“今天為什麼重提君子——從徐兆壽《天地生君子》說起”徐兆壽《天地生君子》作品研討會在西北師範大學舉辦。本次會議由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聯合主辦。來自甘肅省委黨校、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甘肅教育出版社、讀者出版社等高校、出版社的二十多名專家學者、編輯和高校學生、文學愛好者參加了本次作品研討會。

本次作品研討會圍繞徐兆壽的新作《天地生君子》展開，旨在討論在當下社會如何重新講述中國傳統文化，為何重新提倡君子等問題。研討會由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秘書長孫強主持。會議開始，西北師範大學教授、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徐兆壽對新書《天地生君子》的創作背景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他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禮樂之教、君子之道”這十六個字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天地生君子》正是他對“君子之道”的全新闡釋。他說，最近他在上海和廣州之行中不斷尋找君子形象，他認為達摩、慧能、孫中山、梁啟超、魯迅、巴金等都是真正的君子，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立人、利他、無私、正義、真誠等，他們的行為和理念都展現了君子之道的精髓和不同的特徵。徐兆壽以此展示了他對君子形象的深刻理解和敬仰之情，同時也傳達了君子之道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隨後，與會學者們圍繞“君子”概念的內涵與標準、“君子”形象的重塑及其現代性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出路的探尋等問題展開探討，現將與會嘉賓討論和交流情況作如下綜述：

“君子”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內涵，經歷了長時間的流變，在不同時代賦予了其不同的內涵。甘肅省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範鵬教授指出，君子之標識就是“有良心”，或者說“不昧良心”。他引馮友蘭先生的“玄心妙賞，真情洞見”八個字來為君子添上另外的色彩。他認為，《天地生君子》一書以文史哲貫通的詩人氣質和中外欲打通的文字視野畫出了一幅君子在天地間的宇宙流行圖、人生大道象，形成了一種當代時髦的文化場域。徐兆壽的君子相既有儒釋道墨綜合創新之態，又有曹操、西門慶、耶穌等具象的分析品評，滲入了徐兆壽自己仰慕的“真君子”的元素，以形象思維為抽象議論打了圓場，使君子可親可敬可近可感。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楊光祖對於“君子”這一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楊光祖指出，《天地生君子》一書延續了《補天：雍州正傳》中“先知寫作”的獨特風格，是徐兆壽創作生涯的重大轉變與深化。他強調，君子是一個儒家概念，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貴族和統治階級。孔子賦予了“君子”以道德觀念，奠定了“道德治國”的基石。他說，相對於君子這個概念，他更加看重公民這個現代概念。君子這樣的聖賢文化，是君君臣臣時代的產物，可以作為個體的追求、道德的自律，但無法放之芸芸眾生。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甘肅記者站站長田野認為，君子這個詞在墨家、荀子、韓非、道家中都是存在的。他從探究中華文明的根源出發，進一步剖析了君子與天地之間的緊密關聯，明確指出這一關係構成了一個宏大且深遠的命題。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在讀博士生董彥成從君子概念的流變為出發點認為，君子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對於其品德並無約束。孔子的思想使得君子一詞變成了描述一個人德行，“人人皆能成為君子”成為了可能。他認為，君子這一形象並非是恒定的，在某一個瞬間做出利他、品德高尚的選擇，君子也就誕生了。

與會學者們還對何為君子、“君子”的標準展開了討論。甘肅教育出版社社長鄖軍濤對君子的評判標準進行了深入剖析。他從哲學的維度提煉並闡述了君子的三大核心特質：“厚道”“厚學”與“厚德”，這三者共同構成了君子形象的精神支柱。首先，本書致力於“尋根溯源”，力求追溯並揭示中國文化的深厚根基；其次，該書深刻探討了君子與天地之間的微妙聯繫，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考；最後，該書觸及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與品格塑造，為我們理解當下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作家董濤他指出，徐兆壽是從中國最傳統的文化來講述君子的來源。他認為，君子最開始是重義輕利、憂國憂民的一種信念。真正的君子應當具備一種正氣，這種正氣是人格魅力的重要體現。

在當今社會，重提“君子”這一概念有著獨特的意義。今天重新呼喚君子，不僅是徐兆壽對於中國傳統“君子”形象的重塑，更是在現代社會重新呼喚被遮蔽的倫理秩序的迫切需要。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副主任楊天豪認為，《天地生君子》這本書和徐兆壽的文化研究要放在中國文化史中去看，才能凸顯他的價值。楊天豪十分強調中國文化的實踐價值，他認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人們的生活具有指導性，而《天地生君子》中的“君子”就是徐兆壽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濃縮的一個根點，君子不僅是一種形象和文化人格，更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是一種實踐理想。

讀者出版社副編審、編輯部主任、本書的責任編輯房金蓉介紹了《天地生君子》這本書的成書過程。房金蓉指出，老子說：“有道無術，術尚可求，有術無道止於術。”徐兆壽由術到道的轉變，是他見過天地，見過眾生，再見自己之後的一種大徹大悟的開悟，也是經歷過知識起伏以後的豁達。

與會學者們對於“君子”這一概念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和實踐效應做了探討。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戲劇與影視文學系主任趙勇指出，在當下這樣一個績效社會，談論君子這樣一個話題顯得尤為緊迫。在當下社會中，人自身處於一種精神和身體的撕裂，數字空間、賽博空間的出現，一方面拓寬了現實空間，另一方面又讓我們分不清現實和虛擬的數位化空間的邊界。在這種狀態下，回到《天地生君子》，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來反思我們的時代，反思當下文化信仰的泛化。

山東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王順天認為，徐兆壽因為其詩人、小說家、文化學者和導演的多重身份的交融，使他的作品呈現出一種跨界的視野和深度的思考，始終貫穿著一種“問道”“悟道”的精神。此外，他強調徐兆壽的研究路徑呈現出鮮明的跨學科特色，他將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引入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為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開闢了新的道路。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在讀博士生金新輝認為，今天的君子形象正在消亡，而徐兆壽寫作《天地生君子》具有社會意義層面上的思考，他試圖重新將古代的君子之道樹立於當下，以引導人們的倫理道德、人格理想朝著君子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文人社會責任感的體現，更是“為人生而藝術”創作觀的一次偉大實踐。他說，《天地生君子》從宏觀和微觀角度為我們揭示了如何成為君子的方法論。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生鄭雅婷認為，《天地生君子》實現了從傳統文化價值到現代“新君子”的轉化。傳統社會中的“君子”是一個政治概念，現代“新君子”的主要內涵在於以個體為中心去愛己和愛人。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生汪淑賢認為，《天地生君子》是對君子的塑造，君子是文化的核心整體，也是文化本身，君子內核體現在人的言行及舉止，彰顯了人的精神面貌與道德素養。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生王璨認為，從《荒原問道》到《鳩摩羅什》，再到《天地生君子》，徐兆壽的文學寫作具備了然深遠的哲理思辨和人文價值，顯示了一條不斷完善的精神構建、精神追問之路。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生馬麗蓉指出，君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徐兆壽提出當今時代的三種文化傳統需要借鑒中國古代中庸之道，進行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對比，在全球視野中講傳統文化。

學者徐兆壽多年來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他一直以極強的使命感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中探尋一條出路。他的研究不僅向中國傳統文化溯源，更是為中華文明的現代性轉化提供了可行的路徑。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教授彭金山認為，從表現內容上來說，徐兆壽的著述是一種宏道的著述，這也是他多年來一貫的追求，《天地生君子》是他關於中國文化的一次最為集中的闡釋。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探源性，徐兆壽的作品從中國文化的根和中國上古的思想去考察和考辨，追溯了中華文化的起源；二是視野開闊，善於從比較文化的視野去進行研究，發現它們之間的異與同；三是“近取諸身”，注意對身邊生活現象的觀察和思考。他指出，從《荒原問道》到《天地生君子》，徐兆壽通過20多年的探尋，基本完成了從“問道者”到“佈道人”的角色轉換。在寫作方法上，徐兆壽不為既有文體形式所局限，保持了一種精神自由的狀態。他說，徐兆壽的學術研究這幾年進入了一個噴發期，但也難免會夾雜些許泥沙。待到完全澄清之日，就是大成之時。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孫強指出，徐兆壽是一位充滿使命感的作家，擁有深厚的文化抱負。在《天地生君子》中，徐兆壽探討了一個核心問題——我們今天究竟該如何講述傳統。他說，徐兆壽在書中提出兩個重要觀點：首先，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性，因此講述傳統的方式和面臨的問題也會有所不同。其次，如何認識傳統，以及傳統的真正內涵。傳統不僅僅包括孔夫子的儒家思想，還涵蓋了社會主義傳統和西方傳統。在這個多元化的傳統體系中，徐兆壽更加強調融合的重要性。而在當今學術界，關於如何講述傳統的融合論或統一論已成為一種共識。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青年教師劉雪娥將徐兆壽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論證概括為“古今中外，化成傳統”。徐兆壽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是動態的，他將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文化文本都打通論述，這為他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文化參照系。她認為徐兆壽的《天地生君子》一書以及“尋找君子”的活動，實際上是在當代中國君子漸行漸遠的時代背景下，試圖通過重新建構當代的君子形象，來建構當代倫理道德體系。徐兆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既有對所謂傳統的敬畏，也有對傳統的打破，不破則不立，不立則不彰。

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青年教師吳靜雯認為，徐兆壽以其獨特的文化視角和深厚的學術底蘊，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書寫範式。在《天地生君子》中呈現為三大特點：一是駁雜化。書中不僅涵蓋了中國古代儒釋道的君子理念，也融入了西方哲學的思考，形成了東西方智慧的對話與共鳴；二是敘事散文化。作者以散文般的筆觸，將深奧的文化議題化為流暢而富有詩意的敘述；三是價值多元化。書中對於“君子”的探討，超越了單一維度的評判，展現了君子文化的豐富內涵與當今價值。

西北師範大學哲學學院青年教師白宗軍從文學、歷史、宗教與哲學的多維視角出發，對《天地生君子》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該書以其開闊的視野，巧妙地將中國與西方的哲學觀念相融合，通過深入剖析西方古希臘哲學的精髓，進而闡述了中國哲學的深厚根基與獨特魅力。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陳錦榮認為，《天地生君子》集中體現了學者徐兆壽多年來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構和新解。在徐兆壽的書寫中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情懷。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書寫者，徐兆壽多年來以虔誠的書寫為中華文化正名，到了《天地生君子》，這種為“傳統”發聲的心情更加迫切。在今天呼籲、尋找和期待君子，是在現代性社會中“人”的意義的重新思考，是對美好人性，對人類真善美的追求，這正是“君子”的價值所在。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楊瑩從文化整體觀的角度出發，她認為，徐兆壽的書寫中有一種辯證法的存在，看待事物的角度總是多元的。徐兆壽開始重提君子，在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等人的身上尋覓理想的君子品格，讓生活在工具理性中的現代人重審何為君子，以及君子何為。

蘭州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張雍認為，《天地生君子》的出版觸發更多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這正是徐兆壽作為知識份子堅守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天地立心的初心。她認為，徐兆壽提倡的人類謙卑地與萬物共存於天地的理念與新時代提出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方案不謀而合。這為當下構建生態文明、西部文明、中華文明的新氣象，提供了一種可靠的現實路徑。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生牛嬌嬌認為，徐兆壽的《天地生君子》完整地展現了追尋中國傳統文化的途徑，面對當下西方文化嚴重侵蝕的狀況，徐兆壽對東方與西方的關係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肯定華夏文明，是極度的文化自信的表現。